丑的语言能"驯养"美的心灵吗？

——从王富仁《“大语文”与“小语文”》谈教材问题

今日，继续读王富仁教授的《语文教学与文学》。《“大语文”与“小语文”》一文中有以下两段话，让我特别有感触：

“我们把语言当成了一种知识、一种才能，一种能够像收购货物一样大量买进、大量卖出的东西，而不是在情感培养意义上，在直观、直感、情感的、审美的意义上接受民族语言，不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视野的扩大自然地循序渐进地把民族的语言融化在学生的心灵中，并作为学生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语言材料。高调的语言、浮华的语言、粉饰的语言矫揉造作的语言、虚与蛇委的语言，麻痹了我们的社会的语言神经，使语言变成了一种能够攘灾避邪的符咒式的东西。

“我们的感觉会自然地将语言分为两大类：丑的语言与美的语言。所有那些粗俗的、**的、下流的、残暴的、卑劣的、虚伪的、欺骗的语言，都是一种丑的语言，所有那些真诚的、真实的、真心诚意的，对自然、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语言，都是最美的语言。”

读了这两段话，我想起了很多很多。想起了两年前，曾经批评过的追寻虚伪崇高而缺失生命教育的文本《一面五星红旗》、《桥》；想起了，教材中很多政治味浓得化不开的《老张卖糖果》等课文；想起了漠视童心、灌输成人道德的《小猫钓鱼》……可以说，现今的教材，以思想性、政治性为选文首要标准而漠视语言本身美感的文本，比比皆是。

今天早上，又一次细读了《读写月报·新教育》（2009.02），再一次为我们的孩子们感到悲哀。我们的教科书中，有着大量的“高调的语言、浮华的语言、粉饰的语言、矫揉造作的语言、虚与蛇委的语言”。这些语言，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毒害着我们的孩子们，但我们的老师们却浑然不觉地奉为玉律，让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们，吸允语言的“甘露”。因为，教材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老师得无条件地教这些课文；因为考试是无情的，因此，有些老师明知道这些课文价值不大，却仍然违心地精讲细析。

我们来看看《读写月报 新教育》对其中一篇文本的细读吧。（评析者蒋瑞龙）

三个儿子

三个妈妈在井边打水，一位老爷爷坐在旁边的石头上休息。

一个妈妈说：“我的儿子既聪明又有力气，谁也比不过他。”

又一个妈妈说：“我的儿子唱起歌来好听极了，谁都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

另一个妈妈什么也没说。

那两个妈妈问她：“你怎么不说说你的儿子呀？”

这个妈妈说：“有什么可说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三个妈妈打了水，拎着水桶回家去，老爷爷跟在她们后边慢慢地走着。

一桶水可重啦！水直晃荡，三个妈妈走走停停，胳膊都痛了，腰也酸了。

这时，迎面跑来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在转，真好看！三个妈妈被他迷住了。

一个孩子唱着歌，歌声真好听。

另一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了。

一个妈妈问老爷爷：“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三个儿子。怎么样啊？”

“三个儿子？”老爷爷说，“不对吧，我可只看见一个儿子。”

——选自北师大版二年级 、人教版 二年级

对这个文本，将瑞龙先生这样分析道——

“选这一篇课文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小朋友们向第三个孩子学习，这本也无可非议。但是，它同时对另外两个活生生的孩子的消灭与扼杀却令人触目惊心。课文中老爷爷的潜在逻辑就是：不帮妈妈干活，不成为妈妈的“工具”，就要被批判甚至取消。也就是人的价值只有在被他人利用时才得以体现，才被肯定。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固然不可避免地有其“可利用”的一面，但将人仅仅看作可利用的工具，并以此来评定人的价值，则是一种“毁人”。“翻跟头”“唱起歌”可以展示自己生命的欢欣与美丽——“好看”、“好听”，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的价值吗？在这里,妈妈们凭着母爱的本能肯定了这种价值,并为此感到骄傲,而我们的教育却蛮横地视而不见。

“正因为人被视作工具而不是个性生命的自我展开，所以这些来自生命自我的东西都要被牺牲掉，所以人天性中对快乐趣味的向往也可以被忽视。

“编选这样的文章，而且还是一味“必用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或许教材的编辑们也并不知道，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吃着这样的药长大的”

再来看几位高中生对这篇文章的点评吧——

“在鼓励孩子勤劳的同时，又对其他方面的发展进行了抨击，严重抹杀了小孩子本身的天真气质与奇思妙想，使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中缺少个性，变得呆板，死脑筋。”

“每个孩子都是妈妈心中的天使，妈妈为儿子的特长而骄傲，而老爷爷忽略了其他两位孩子。懂事孝顺是好孩子，活泼可爱耶是好孩子。如果忽视了天真，那孩子还剩下什么呢？

“就是为了说明劳动最光荣？老人眼里只有那一个儿子，就是因为他帮助母亲提水。这的确是一种值得赞颂的品质，可在所有母亲眼里，能绕膝玩耍、歌如天籁的儿子就不好么？这也是一种天伦之乐，难道那两位母亲就不快乐不骄傲么？那样就不是“儿子”，就错了？”

蒋先生和几位学生的分析一点都没有错。

先不说文本语言是否具有典范性，单就文本的道德取向来看，就存在严重的问题。评判是否“好孩子”，仅仅看他是否孝顺。凡是孝顺的孩子，就是 “好孩子”；凡是不孝顺的，就不是好孩子。很显然地，编者在选编这类课文的时候，没有将语言作为第一要素来考虑，而是将其是否能“教育人”作为第一要素考虑。且其育人的道德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再从语言的角度看，显然，这个文本中的语言是没有丝毫美感的，是非常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欺骗的语言”。将这样的语言价值和思想价值都不高的文本当做二年级小学生的教材，其反面作用要比正面作用大得多。久而久之，会直接养成学生不良的语言习惯。“高调的语言、浮华的语言、粉饰的语言矫揉造作的语言、虚与蛇委的语言，麻痹了我们的社会的语言神经，使语言变成了一种能够攘灾避邪的符咒式的东西。”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翻开我们学生的作文本，经常能看到一些标签式、口号式的语言。

写扫墓，必定是“怀着沉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伐。”

写做好事，必定是对方感谢，我回答“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写大扫除，必定是“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教室里焕然一新。啊，劳动真光荣！”

写我的理想，文章的结尾，必定是“现在，我一定好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

这种虚高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怎么来的？是被我们的教材长期“驯养”的！小学生有着很强的语言模仿能力，长期浸润在虚假的语言中，他们的语言也慢慢地沾染上了虚假的习气。而那些清新的、自然的、质朴的语言，却被儿童主动过滤和本能地拒绝。

“丑的语言”，怎么能驯养出美丽的心灵！我为孩子们深深担忧。

当然，在我看来，选编教材者要考虑多方因素。我们的教育，是国家办的，首先要为国家服务。教育必须为本国的教育方针服务，必须把国家的需要当做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不能离开国家的教育目标而另有自己的教育目标，不能分散了原本单薄的教育力量。……越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果酱，国家所急需的越是那些能直接为国家的实现发展目标的高级的建设人才。这样的高级人才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首先，最重要的，他必须高度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其次，他有有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充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王富仁，语文教学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第一版，第9页）。教育制度决定了编教材的基本原则，亦即本国教材必须为本国教育服务，这是无可厚非的。且教材从编写到投入使用，必须要经过相关的政治部分的层层审定，编撰者就不太放得开手脚。四平八稳的文章，突出主旋律的文章，就大量地进入我们的教材。而那些趣味性强，文字隽永的文章，却难以进入教材。中学课本中，鲁迅的文章比例奇高，而梁实秋和林语堂等人的著作几乎绝迹，大概就是和上述原因有关吧。这些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我想，若真的为孩子们的一辈子着想，我们在选编教材的时候，理应有办法，在坚决执行国家意志的同时，一定能做到选文的视野为更开阔一点，体现主旋律的文章，更有文学味一点，更有童趣一点。

真希望，更多的教材编制者，去好好地读一读这一期《读写月报·新教育》，想一想，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教材奉献给千百万的孩子们；真希望教材编者们，将教材的“思想性”要求降到第二位，让“言语性”升到第一位，选编更多有趣味的，“美的语言”，作为孩子们的精神食粮；真希望教材编者们，好好地读读商友敬先生编写的《过去的教师》，从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如孟志蓀等老一辈语文老师们选编教材的眼光中学到一些什么；更希望更多一流的作家，参与到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当中来，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真诚的、真实的、真心诚意的，对自然、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美的语言。

若如此，孩子幸甚，老师幸甚，民族幸甚！

2009.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