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倪光南

1978年以来，几百万留学生出国和大量的海归，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这些人对祖国母亲的回馈，对中国科技的重大贡献，可圈可点。这里我写写我所认识的倪光南。

1981年我正在渥太华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国内来了一位科学院计算所的访问学者叫倪光南。咋见面，人长得清瘦，不苟言笑，言语甚至木讷。我就想科学院的人怎么都这样，像搞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当然不能乱比，后来我和陈景润的儿子很熟）。

与众不同的是，当时我们公派留学生，使馆每月给生活费313加元（那时加元基本等量美元），租房子150，吃饭生活费80，剩下80块钱攒下来留着买电视冰箱。那时候留学就两个朴素的私心：读个博士耀祖光宗，买日本电器回国。这每月313加元已是天文数字，那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39.5元人民币，十年不变！

倪光南挣多少？年薪43000加元！他怎么拿那么多，使馆说，加拿大科学院（NRC）院长访华，与倪光南交流，当即聘请他客座研究员两年，不走我们的政府资助渠道。现在想来，加拿大也没欺负人，按照国外教授待遇。

当时在渥太华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共不到二十人，大家都认识熟络，各忙各的，又总凑在一起想家。倪光南一般不参加，说他没空。又来的一位清华“自费生”曾同学，是LEE教授访问清华时相中的，当即给了全奖领去了渥太华。我去机场接曾同学，他身上只有50美元，我就对倪光南说：“就属你有钱，借给他一些呗。”倪光南二话不说当即就掏钱。曾同学后来是曾博士，核电站安全专家，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聘为专家组长。

我问倪光南在科学院搞什么，他说计算机，其他具体我都听不懂。转眼两年，1983年倪光南要回中科院计算所了，我去送他，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国际航班只能托运30公斤，他的东西多的像小山，大箱子小箱子都是原包装。我问他你买了什么家用电器，他说：“我的钱都买了这些仪器！”吓得我说你怎么拿回去？他说集装箱海运，我说给我儿子带点玩具吧，两个A4纸盒，另一位邱同学也带了两个小纸盒。邱同学后来是科技部首席专家，负责解决计算机跨世纪“千年虫”问题。

人和人不能比！倪光南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仪器，决心回计算所大搞计算机，那可是八万美元的本钱，在1983年，科学院计算所有没有百万美元？把自己的全部“私房钱”拿来公用，这也太无私了吧？科学家的格局使我们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几十年来，我认识的海归成千上万，倾家荡产发集装箱回国搞科研，倪光南是唯一！

1983年5月，倪光南离开加拿大时同事开欢送会。

倪光南请人打了几个大木箱子，再装集装箱，漂洋过海。货到了天津大港，我老婆和邱同学家人起大早陪倪光南去港口，那时候没有高速，路很难走。倪光南不知怎么找的军队大货车，还有解放军战士同去搬运，回来时天已大黑。

后来我回国，倪光南已经是院士。他那“集装箱”宝贝帮他搞了联想汉卡和联想系列微机，都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那个计算所的公司也就取名“联想公司”。我猜想，没有“集装箱”，他也做不出无米之炊。

再后来，倪光南的联想解聘了联想的倪光南，“集装箱”也不知所踪。被扫地出门的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他的劳动、智慧。产品和知识产权呢，一文不值了吗？他投入的硬件“集装箱”一文不值了吗？窝囊的科学家啊，至今我问起他，他也不说话，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祥林嫂一般，心心念念地“芯片芯片”。

再后来，我到了中关村管委会当副主任，没别的能耐就为创业者服务。倪光南常常带着青年创业者来找我，魔障了一般就想搞芯片和操作系统，就像爱因斯坦一心要搞“统一场”那么执着（也不能比），一个命里就有的悲怆人物！

再后来，倪光南寻寻觅觅，终于领来了李德磊，搞芯片。他们又引来了甲骨文和CADENCE董事长Don Lucas, 我又找主管副市长，领命在北清路建设了的集成电路学院，甲骨文用大集装箱发来了300套硅谷最先进的服务器设备，CADENCE出顶尖的EDA技术（那年头还行，现在这中美关系，想都别想），北京市盖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十二万平米昼夜施工，目标是三年内要为中关村培养2000位高端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学习硅谷追赶硅谷。倪光南李德磊被聘为顾问，管委会戴处长做中方院长，我们都出席了开学典礼！

行文至此，掩面长叹！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李德磊的芯片公司失败了，人也不再见面。副市长的集成电路学院也失败了，十二万平米给了党校。中关村的十几个芯片公司纷纷下马转行，去做什么监控抓拍摄像头或者手机电视，还有的回到了加州和早稻田过日子去了。到底为什么啊？再说吧，再说吧。